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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國道地質災害行政案維權經過

時間:2019-08-11 19:09來源:未知 作者:陳繼才 點擊:
318國道地質災害行政案維權經過 陳繼才 【案情簡介】 2015年2月14日,位于湖北省某市的318國道雞頭溝路段上方發生了一起地質災害崩塌事故,導致在公路上通行的兩夫妻車毀人亡。該地點在上一年已經發生過一次垮塌,還有巨石懸在公路上方,沒有排危。事故發生后
318國道地質災害行政案維權經過
陳繼才
【案情簡介】
2015年2月14日,位于湖北省某市的318國道雞頭溝路段上方發生了一起地質災害崩塌事故,導致在公路上通行的兩夫妻車毀人亡。該地點在上一年已經發生過一次垮塌,還有巨石懸在公路上方,沒有排危。事故發生后,有關部門將該路段封閉,進行排危治理,并對數公路范圍內的路段進行排查,發現還有安全隱患,但在尚未消除隱患及完成治理時又開始通車,6月18日又發生一起事故,導致4人死亡。四個家庭的受害者親屬先后找到我和顧問沈朝忠,要求提供法律幫助。接受委托后,我們先是代理該案的民事訴訟,未獲支持,又代理行政訴訟,經過恩施中院的一審、湖北高院的二審,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提升等程序,歷時四年,終于為受害者親屬爭取到了200多萬的補償。
 
【案件經過】
2.14案件我們接受委托后,第一時間來到事發現場,現場還沒有清理,就在垮塌的上方,有巨石懸停在那里,上面長著青苔,表明這個巨石是前次垮塌留下的,公路外邊,前次垮塌砸壞的電線桿都還在那里,200米下面的河溝里到處是巨石,有的明顯是新的,有的是舊的,舊的巨石上面長了草或苔蘚,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根據當事人提供的線索,我們找到了兩個在萬州與該市之間跑貨運的司機以以及附近一個養羊場老板,均證明這個地方在去年(2014年)5、6月份曾發生過一次垮塌,塌下大量石頭,只是那次沒有人員傷亡,在垮塌的公路上方有危巖懸著,有關部門清理了公路上的石頭及土方,便又通車。直到2.14再次發生垮塌。
在調取了這些證據之后,我們受托將該案起訴到某市人民法院。要求國土局和公路局按照人身損害賠償死者親屬70多萬元。在這個案子起訴之后,6月18日發生了第二次垮塌,砸死4人,距離這次垮塌僅有五六百米。死者親屬也找到我們,希望代理該案。法院鑒于兩起案子都是同一性質,共同的被告,決定一并審理。
其后我們就開始了長達四年的訴訟。當時萬州到該市的高速公路還沒有修通,我們只能坐凌晨的火車,火車是早上5:22從萬州開車的,我住在市區,3:30起床,然后打出租車去接住在龍都廣場的沈老師,到雙河口的火車站。這一來就是4年,從民事一審立案到三次開庭,然后行政訴訟到恩施中院開庭,我們前前后后坐這趟火車不知道有多少次。
最先我們是代理當事人起訴某市公路局和國土局,依據《侵權責任法》及《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規定,建筑物、構筑物或者其他設施及其擱置物、懸掛物發生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豆販ā芬補娑ü肪治淳〉膠俠淼墓芾硪邐?,導致事故發生,應當承擔責任。
但是后來證明這個訴求行不通,《公路安全?;ぬ趵返?1條規定,公路建筑控制區的范圍,國道是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區的范圍從公路用地外緣起向外的距離標準不少于30米。2.14事件是公路上方近200米,6.18事件也超過20米。公路局將不承擔責任。所有人責任也行不通,集體經濟組織是村委會,也沒有賠償能力。沈老師提出以地質災害為切入點,側重于國土局沒有排危和治理,應承擔侵權責任。
 
【民事一審】
在民事案件中,國土局提供了數十份證據材料,都是國土局的各種文件,包括發放各種宣傳資料、國土局及政府要重視地址災害防治工作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比較重要:《某市國土局地質災害巡查記錄表》和《市國土局關于謀道境內318國道沿線地質災害巡查情況的報告》,國土局在2015年5月的巡查中已經發現了318國道1699km上、下游500m地段存在較為嚴重安全隱患的危巖體6處,6月3日向市政府打了報告,要求進行治理,但市政府未決定治理,在半個多月后發生了6.18垮塌事件,砸死4人。由于證據比較充分,獲得辦案人員同情,曾組織調解,但未能成功,法院認為本案屬行政行為及其后果的爭議,責任主體應是某市政府及其國土部門,應該提起行政訴訟解決糾紛。這就給提起行政訴訟提供了依據。
 
【行政一審】
行政一審起訴某市政府和國土局,其辯解與民事訴訟時一致,認為是是自然災害,意外事件,不承擔責任。國土局在訴訟中又舉示了一些材料,共51份。但往往被我方所利用,證明其未履行排危和治理的職責。一審法庭充分保障了原告方權利,對原告的質證作了詳細的記錄,長達28頁。原告方出示的證據大都是采用被告提供而對我方有利的,證明被告未履行職責。事實部分應該說比較清楚。但法律上行政不作為是否要承擔賠償責任,無明確規定。我方找到了《最高法院公報》2003年第2期有關行政不作為應予支持行政賠償的案例(尹琛琰訴盧氏縣公安局110報警不作為行政賠償案),該案支持部分賠償。另以時任中央紀委常委、最高法院副院長江必新的《論國家賠償中侵權責任法的適用》作理由:“國家賠償與民事侵權賠償的法理基礎是共同的,都是為了實現矯正正義”。“國家賠償與民事侵權賠償存在諸多共性,二者同屬損害賠償責任范疇,都以矯正正義的實現為終極價值,歸責原則和一般構成要件相近,基本責任方式相同,這為國家賠償中侵權責任法的適用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2016年3月15日開庭之后,某市政府于次日封閉318國道,進行全方位排查和治理,避免了再次發生事故。恩施中院也很同情原告,做了很多工作,試圖進行調解。但由于種種原因,法院多次調解都未能成功。該案1月起訴,到12月才作出裁定,以該案屬于地質災害,應該按照《自然災害救助條例》申請救助,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駁回起訴。
 
【行政二審】
收到法院裁定書后,我們代理當事人提出了上訴。理由是《行政訴訟法》第38條的規定,在起訴被告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案件中,原告應當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請的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應當依職權主動履行法定職責的。行政不作為顯然是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其他事實與理由與一審一致。二審法官也曾主持調解,但也未能成功。于2017年9月裁定駁回上訴。更換了一個理由,上訴人應該依據《突發事件應對法》主張救濟。
 
【行政、提審
在民事一審、行政一審、二審都被駁回后,當事人都有點灰心了。等了幾個月才決定申請再審。我把再審申請書寄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通知我們補交書面材料時,已是2018年2月初,這時已是春運期間,不光是萬州-鄭州(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駐地)的火車票買不到了,連從宜昌或武漢轉車的票也沒有了,我們只好從重慶坐飛機往返。
在交齊所有材料之后,本案出現了轉機。前面說到,恩施中院和湖北高院都曾進行過調解,試圖解決糾紛。但是被告一方因為種種原因,不愿意接受調解,法院苦于當時沒有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行政不作為應該承擔賠償責任,不能徑行判決,所以從程序上駁回了起訴和上訴。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新的《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8條規定行政不作為應該進行國家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98條:因行政機關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行政機關承擔行政賠償責任。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當考慮該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這就使本案有了較大的轉機。
這里涉及到一個新司法解釋是否溯及既往的問題。通常認為,再審是對生效裁判引起的,一般不應適用新的規定。新《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是2月8日才施行的,而本案一審裁定在2016年12月作出,二審裁定在2017年9月作出,本案應否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呢?我們認為應該適用,因為一二審裁定沒有對實體問題進行評判。如果本案一二審進行了實體審理,以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無明確規定行政不作為應承擔賠償責任而駁回了原告的賠償請求,那么再審時不適用新司法解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本案一二審沒有進行實體審理就從程序上駁回了起訴和上訴,而駁回起訴和上訴又是明顯錯誤的,因此本案應撤銷一二審裁定,改判或發回重審,進行實體審理。在本案正式進行實體審理時,新的司法解釋已經頒布并已施行,當然要適用已經施行的司法解釋。
有了這個思路后,我馬上寫了代理意見,寄給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引起重視,該案主審法官到某市進行開庭,聽取雙方意見,后決定正式受理該案,并開庭審理。這一轉機,既有運氣的成分(原來一二審未從實體上駁回我方賠償請求,新司法解釋又對我方有利),也有我們堅持四年,始終不放棄的因素在內。
2018年9月18日最高法第四巡回法庭主持再審立案聽證,2019年3月7日開庭調查,基本上采納了我方的觀點,認為:“根據《地質災害防治條例》的規定,再審被申請人某市人民政府具有本行政區域內地質災害防治工作的領導和組織職責,某市國土資源局具有本行政區域內地質災害防治的組織、協調、指導和監督職責。作為地質災害防治工作的責任主體,二者應當在地質災害危險地段及時采取工程治理措施排除危險,尤其是在出現地質災害前兆、可能造成人員傷亡或者重大財產損失的區域和地段,應當通過劃定地質災害危險區,予以公告并在地質災害危險區的邊界設置明顯警示標志等方式保證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而本案中,從A市國土于2015年6月3日作出的《市國土資源局關于謀道境內318國道沿線地質災害巡查情況的報告》記載的情況看,某市人民政府和某市國土資源局應當知道涉案路段存在地質災害前兆,并有可能造成人員傷亡。在此情況下,二者未依法及時履行前述法定職責,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對涉案公路地段進行治理、排?;蚓?,導致事發地段右上方約14米處,在2015年6月發生巖體崩塌災害,致再審申請人車輛損毀,親屬死亡??杉?,涉案事故并非原審法院所認為的系單純地質災害所導致的意外事件,而是地質災害這一‘天災’與再審被申請人不及時履行法定職責的‘人禍’混合所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的相關規定,再審被申請人應當根據其未履行地質災害防治法定職責的違法行為與涉案事故之間因果關系的大小,承擔相應的行政賠償責任。”(以上引文來自2019年5月27日《人民法院報》)
其后法庭主持調解。后經多次協商調解,達成和解協議。由最高法院進行提審,2019年4月11日開庭,宣布調解方案,制作調解書。被申請人對6名死者親屬一次性補償230多萬元。
回想這個案子,我們覺得,首先要感謝四級法院的法官在本案中對當事人給予的同情和理解,特別是感謝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審法官對本案的重視,其次還要感謝律所張興安主任和同事們多年來的支持。本案從個案上講也許算得上是一個進步,因地質災害而獲得國家賠償或補償,使老幼婦兒的合法權益從司法上得到救濟和保障的案例尚不多見,或許在重慶還屬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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